当医疗卫生界的政协委员们把目光纷纷投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未来3年医改投入8500亿时，他不断地提醒，“医改更应把重点放在体制改革，而不仅仅看投入多少。 ”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黄洁夫，是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曾在澳大利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及中山医科大学校长。2001年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保健局局长。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卫生部副部长。

　　3月10日，当政协最后一次分组讨论会结束后，黄洁夫就卫生投入、公立医院改革、社会资本如何进入医疗市场等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医改不仅仅是个投入问题。”据他介绍，即便是现在的美国和英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7000美元，也都觉得卫生投入不够。“医疗卫生的相关机制不理顺，光投入也达不到预期目的。”他说。

　　采访中，医疗市场化、对医生经济激励、鼓励民资和外资进入，这些词汇不断从他口中跳出，看得出，他不愧是业内公认的医改“市场派”。

　　“不是说政府拿钱出来投给卫生领域就是扩大内需。真正的扩大内需是充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是优质的医疗资源不够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他如此总结了医改与当下保增长、扩内需的直接联系。

　　尽管现在身份是卫生系统部级官员，但黄洁夫表示，自己还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现在每周都做两台手术。

　　体制理顺比投入更重要

　　《21世纪》：从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报告中看出，未来3年内，政府要用8500亿支持新医改。但从2008年卫生统计数据看，政府卫生支出已经达到2279亿元。那么，用于新医改的投入似乎并不“解渴”？

　　黄洁夫：我认为，医疗卫生发展和改革要根据国情，不断的满足群众需求，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也就是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8500亿的投入，从满足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来看，是远远不够的。但公众一定要理解，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条件下，政府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党和国家把民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也把卫生事业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很不容易。

　　《21世纪》：从全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看，政府承担卫生支出的比重小，个人现金支出比重高。在分组讨论会上，很多委员提出需要进一步加大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

　　黄洁夫：除了强调政府卫生投入外，我觉得医疗卫生领域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先把与卫生相关的体制、机制理顺。体制问题更需要我们研究，如说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再如“脑死亡”需要尽快在医疗界得到共识，如果在这个领域达到共识，能节约出很多卫生资源。这些问题的解决不需要钱，同时也是医学方面的进步。

　　还有，器官移植领域，那么重要的事情，我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的第二大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器官自愿捐献体系。这些都是医学战线自己要做的事情。

　　另外，怎样充分发挥行业管理协会如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等机构的作用？要让医生们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更重要的是现行的医学教育、医疗人才培养体制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医生的培养不仅是高学历教育，更多是在实践中得到提高的。当然我也不是反对高等医学教育，但我们需要研究，有多少人才可以放到农村、基层去？农村基层医师为什么匮乏？现行的医师考核要求是否适应乡村医师的状况？现在农村中缺的是农村“养”得起、又愿意为农民服务的医务人员，但是现行的政策把有些愿意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才关在了门外。

　　总之，医改不仅仅是个投入问题。医疗卫生的相关机制不理顺，光投入也达不到预期目的。

　　收支两条线是走回头路

　　《21世纪》：在新医改讨论中，“收支两条线”曾被看作是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改革方向之一。该观点引起了很多讨论，你如何看？

　　黄洁夫：从财务制度上来说，收、支分开，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把医院的管理变成“收支两条线”，就会出现问题，这不能作为改革的主要方法。

　　因为，医院收的钱全部上缴给卫生行政部门，支出多少再由行政部门拨付。如果实施这样的“收支两条线”，等于回到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我也是医生，当时很多病床是空的，医生却不愿收病人。因为职称是按工龄算，工资是56元，八小时工作制，干多干少都是这个数，导致医务人员和医院没有多少积极性。

　　此后，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改革举措，如药品零批差价、竞争机制、病人找医生、科室承包等，这些措施使得医疗卫生领域走向了市场化。虽然有弊端，但促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大医院的医疗条件，超过很多国家。

　　医生本身需要经济激励机制，如死亡率、并发症等多少与收入多少挂钩，那自然会使得医务人员注重服务质量。

　　《21世纪》：新医改实施方案及配套措施即将公布，这些配套措施能解决之前讨论过的诸多问题么？

　　黄洁夫：很难一步到位解决医疗体制问题。

　　改革应该靠基层经验。从我调研情况看，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都有好的改革经验。所以，公立医院改革是要学习和总结地方经验入手。公立医院改革要充分吸取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的公立医院改革经验。

　　《21世纪》：日前消息显示，公立医院改革举措之一是取消药品加成，由此造成的医院收入减少用收取药事费、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增加财政投入来弥补。

　　黄洁夫：对此，我是捏着一把汗的，实施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医改需要民间资本参与

　　《21世纪》：在如何举办和发展社区医疗卫生上，有些地方进行了新的探索，即公立医院到社区去办“连锁店”，鼓励大的公立医院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此，你怎么看？

　　黄洁夫：社区(卫生机构)应该是医院管，医院办，不用政府直接去办，也办不好，公立医院完全可以伸出“一条腿”去。现在很多人去大的公立医院看病，其实有些病是不需要去那里看的，但就是冲着医院的名气，当然也因为大医院设备齐全，医师资历高些，一旦有大病可以及时治疗。这样大医院的医生每天都很忙，大医院的卫生设备资源也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下，大医院可以去办社区医院，而大医院的医生也可以在社区医院看病，多劳多得。病人去了这样的社区医院，就等于去了大医院。

　　这种举办社区医院的方式，能够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如门诊和康复在社区，手术在大医院做。这种自发的转诊，可能比强制性的双向转诊，更符合医疗卫生发展的内部规律。

　　《21世纪》：新医改实施后，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门”会开多大？

　　黄洁夫：今年“两会”的主题是，面对金融危机如何扩内需保增长。那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应该围绕这个主题，即卫生事业也要在扩内需上发挥作用。

　　但并不是说政府拿钱出来投给卫生领域就是扩大内需。真正的扩大内需是充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因为，现在是优质的医疗资源不够，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所以，应该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让大量的民间资本，包括外资进入中国的医疗市场，打破现行政府医院的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机制。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高品质的民营医院，医学院的毕业生就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同时，也能增加很多就业，如护工。很多医院“开”起来，就会需要很多医疗设备等物资，这样医疗市场就活跃起来了，不用单靠政府的钱。

　　所以，要用政府和社会的两重力量培育医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