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常设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就应该让质检、工商、农业等几个部门齐头并进，现在又多了个中间环节，跟原来的管理有什么差别？”在北京会议中心九三学社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支建华提出疑问。

　　他认为，“新食品安全法是好法，很及时，但解决问题还是不彻底。”比如，新法提到要设立常设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但在后面说要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而原来国务院就有领导小组，有点多此一举。
 
　　支建华说，此外，新食品安全法还有没能覆盖到的空白地带，“三鹿奶粉事件就出在这里”。他说，前面产奶与农业部门有关，后面制造奶制品有归质检部门管，“但奶站收奶这个结合部，却成了三不管地带”。

　　坐在支建华右边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应明忍不住插话道:“奶粉中的三聚氰胺，量很大，质检部门竟然说不知道，很荒唐。”

　　支建华说，那是之前的检测标准，确实没有三聚氰胺这项。这不是标准问题，而是作假问题。

　　但支建华认为，现在的质检部门的标准也确实过时了。因为奶粉标准是按氮的含量高低来评价的，以前一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十斤，现在可以产100多斤，吃的还是草，产奶提高这么多，营养成分怎能达到原来的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接过话茬，这就为掺假提供了可能。她说，中国的奶业发展不像一些发达国家那么规范，“人家是规规矩矩，我们有些搞的是歪门邪道。”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则认为，质检部门检测不出来，是检测方法有问题，不论怎么说都难逃其责。

　　刘应明则认为，从三鹿奶粉事件来看，质检部门确实应该吸取教训，不能老用过去那一套办法，因为行业发展很快。

　　委员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主持人邵鸿不得不插话说，请大家安静一点，让支建华委员把话说完。

　　也许刚才的讨论提醒了支建华，他说，我国确实存在检测项目和标准缺乏问题。在有些发达国家，对农药残留的监测指标有4000多个，但我国还不足300个，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苏丹红”一类事件，而监管部门总是事后才发现。他呼吁说，国家标准化部门，应当切实负起责任来。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支树平也列席了今天的讨论会，并就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

　　支树平说，三鹿奶粉事件确实牵涉到许多家庭，许多孩子，“根据2008年12月的数据，到医院进行检查的孩子有3000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肾脏检查”。

　　检测结果发现，有症状的孩子大概有29万，住院的也有几万人。他语气沉重了起来:“当时许多家长心急如焚，听到消息后，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跑。”

　　支树平说，委员们都谈到了国家质检总局的责任，“确实，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该承担的要承担，该管好的要管好。”

　　他反省道:“我们负责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督，但风险评估和预警做得不够——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哪些东西会发生问题，把握不到位；在原料的把关上，我们也有疏漏的地方……这付出了沉痛代价。”

　　他表示，三鹿奶粉出现问题后，质检总局当天下午就派调查组去了石家庄，晚上回来后就有了结果。第二天，开始统一检查，一共筛查了 1000多家企业，其中800多家生产婴幼儿奶粉。最后，根据国务院要求，将所有检测出三聚氰胺的22家企业不管大小全部公之于众。2008年9月14日后，三聚氰胺成了必检项目。

　　但他说，在此之前，国家质检总局确实不知道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

　　刘应明不相信，他插话道:“长期与乳业打交道，氮含量高不等于营养高，我觉得你们应该早知道行业里面的情况。”

　　王志珍院士也插话问支树平，“三聚氰胺有危害你们知道吧？”

　　支树平说，以前牛奶里加东西，质检总局是知道的，比如加水，导致出现了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也知道有些奶制品确实会被不法分子加各种东西，但确实不知道加的是三聚氰胺。

　　他介绍说，质检部门检测牛奶，往往是感官检测和理化检测。检测项目中，包括重金属、药残农残、微生物，以及某种可能的细菌，“如果有人说某种东西会引起健康隐患，我们会加入一些新的检测项目，认识到了危害就检查。”

　　他表示，在这个事件中，虽然质检部门不能推脱责任，但也不能承担无限责任——

　　牛奶的生产，涉及多个部门，实行分段监管:奶农奶站由农业部门监管；到工厂里面，由质检总局监管；进入市场，是工商总局管；到了餐桌上，由卫生部管。“以前质检总局不管生产加工，2005年大头娃娃出来后，生产加工监管给了质检总局。这么几年的时间，仍处在衔接稳定的过程中。”

　　在支树平看来，三鹿事件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暴露出来的社会诚信问题、检测标准的缺失问题、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问题，仍然值得认真反思。